在20世纪初的柏林，人们也仿照维也纳的模式，在威廉纪念教堂区设立了文学咖啡馆。19世纪80年代，“小黑猪”咖啡馆就已经成为艺术家和作家们喜爱的聚会场所之一。1889年，人们就是在这里认识蒙克和斯特林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些年中，作家和艺术家最常去的柏林咖啡馆是“罗马咖啡馆”和“西方咖啡馆”，后者被人谑称为“大幻想家”，因为那里面的人埋头于没完没了的哲学和艺术辩论。

当时各大文学艺术咖啡馆与报刊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中欧的一些咖啡馆的例子中也许体现得最明显。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很快就确立了让读者去挑选通常数量很大的日报（或周报）的习惯，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地方性的日报和国家大报，而且经常可以挑选真正的、典型的欧洲国际性报刊。这一习惯至今仍保留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某些咖啡馆里，即使在今天，格伦施泰尔、赫伦霍夫和中央咖啡馆的顾客也肯定不见得比它们19世纪90年代的顾客能期待更多。很多文学作品让人联想起这些咖啡馆

作为典型的现代交际、娱乐空间，在欧洲各个首都和其他大都市，大型中心咖啡馆数年之内就成为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同时它也表现出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之变迁相关的各种危机的症状。在当时，咖啡馆日益明显地取代上流社会或市民阶层的沙龙，后者从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聚会的主要场所。沙龙是与某位个人（贵妇、政界或文坛的重要人物）或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基本是私人性的，这种性质表现在其特殊形态上，即它的运作须遵循必须的礼仪。即使是能够进入沙龙的人也有被排除的危险，而且被排除的原因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曾对“沙龙文化”的持久性作了相当广泛的说明，无疑他也提供了有关沙龙机制的最精确的分析